我探寻着一条路，匆匆忙忙、走走停停，想走近这民族文化的最深处。
我如余秋雨，探寻着走向大唐的路。大唐太风光，聚集了众多华彩，光芒直射人的鼻尖和脊骨，这种感觉让我可望而不可及。丝路花雨、开元盛世、贞观之治成了史官笔下不可磨去的浓厚的一笔，待著完搁笔后，史官该长叹一口气，揉揉凹陷的手指，为自己又一项使命的完成而欣悦，想到百年以后甚至千年万年以后玻璃窗内装裱保存的孤本受到来自后世万万人的膜拜敬仰而傲然一笑。对于千年一枝独秀所开创的泱泱周朝，史官的表情又僵凝了，那无字的丰碑屹立在山巅之上高傲地俯视群山，这，让他无从下笔，那是块很普通的石头，然而它是在沉默么？不，它在向后世人昭示主人永不屈服的命运以及像他一样渴望手中充满力量的千千万万个女性要打破这千百年来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桎梏。也许，那时的史官是有先见之明的，明白以前多年后女性所占有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的笔下毅然地定位了“功大于过”的评述。
我试着走向民族文化的源头，听听浪漫《离骚》中的风骚词句，读读现实《诗经》的各国乐章。我更想看看百竞艳的戏剧艺术、笔墨造化的书法、以神似取胜的水墨绘画、精美神秘的石窟雕像、气势宏伟的秦岭兵马俑、巧夺天工的宫殿园林。至此，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再停留在荒化的石器时代。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此时将我的笔阻挡在了文字国的墙外，毕竟，我的文字太渺小了。
不如，不得不走向近代了。我掩面不敢面对赤裸裸惨痛的现实。“辉煌灿烂”这个词伴随中华民族文化三千多年，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抗衡不了、任何一种武力都征服不了的古老民族，然而，走向近代，走近末代王朝，我看到的是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夕阳残照里，天际呈现出红色，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淌血。
她的伤从何而来？
1840年被迫打开的破旧国门隐约还印着斑驳的历史，屈辱的历史在诉说着一条条不平等条约、一次次侵略性的战争，华夏土地上留下了侵略者的足迹，狼牙虎爪随处可见。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1843年，签订中英《虎门条约》。
1844年7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1月，签订中法《黄埔条约》。
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
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1864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
1881年，签订中俄《改订伊犁条约》。
1887年，签订中葡《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
寻到这里，我的步伐渐缓，心情沉重，我无法用这支笔写出那时清政府的无能自大，也无法阐述帝国主义践踏中华每一寸土地时的傲慢无礼。列强们正侵占中国的领土、划分势力范围，一个古老民族的面庞和身躯正经受着一道道新疤和旧疤的摧残；勒索赔款、抢掠财富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公开掠夺，清政府能有几个两千一百万两白银？能有几个两亿两白银？清政府又能拿出几个四点五亿两白银？如果没有39年还清十亿两白银的额赔款，清政府怎么会落得个国库空虚的下场？
我多想，多想，多想质问那个所谓的“西太后”，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凭白送给别人？为什么把自己的财产转让给欺负自己的强盗？我也很想，很想，很想拦住李鸿章的那只手，打落他即将签字的笔。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这是诗人李晓桦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诗人若是早生一个世纪，也只能徒劳地拿起双戟，，双眼绝望地望着一个个法兰西、英吉利，他，又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罄竹难书的历史呢？如果我早生一个世纪，我是否能出一份力拦住抱着珍贵的花瓶的英法大兵？我会不会像千千万万个为维护民族瑰宝的仁人志士一样倒在血泊里？我既不能大吼一声“放下，放下我们的东西！”亦不能蜷曲在地面上泪流满面，茫然望四方。国在哪里？家在哪里？你，你们，在你们的文学作品中，没有《拿来主义》的著作，没有人会从你们的千军万马中站出来申诉要合理地拿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末代王朝的华夏土地满目疮痍，那道保护汉族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万里长城正在幽暗的深夜中叹息，这道屏障没有抵挡满族人民征服中原的步伐，它使满汉一家。骁勇的蒙古大将用他们的铁骑盔甲征服了它，然而，也正是浩浩荡荡举旗杀尽了中原的射雕英雄们断送了一个有着几千年光辉史的国土，列强们一次次的举枪瓜分。长城，无法阻挡侵略者的步伐，清政府在洋枪洋炮面前也只得妥协。
说到“妥协”，多数人想到的是慈禧太后，然而我，却想起了李鸿章。我们往往将腐败的统治者、那个真正在背后施行命令的人忽略，却牢记亲身完成一件件恶事的当事人。国人痛恨李鸿章，因为他亲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正史野史改编的电影中对李鸿章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将这样一位外交大臣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梁启超说：“吾爱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是悲哀的，亦是无奈的，面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李鸿章竭力地维护着他的愚忠，无奈清政府将他作为替罪羔羊，派他在世人的唾骂声中签下30多条不平等条约，尔后为了掩盖社会舆论还将他革职发配，如若鲁迅先生还在，会不会同样以犀利的笔触评价他“哀其不幸，怒其愚忠”？李鸿章为着自己的忠心被清政府往衰亡的路上越拖越远。在李鸿章被革职后的几年，清政府实力经济每况愈下，后来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李鸿章，1901年，李鸿章再次坐上外交大臣的第一把交椅，竭尽己才和外国人谈判，在一次次求得主动权失败后，他不得不低头，顶着国人的非议，含泪签下了《马关条约》，此时七十七岁的他及时有心外交，也无余力了。
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会不会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主张的“洋务运动”？会不会因想起自己代表清政府签订的三十多个不平等条约而悔恨？最终，他那轰轰烈烈而饱受争议的一生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也渐渐落幕于历史的尘埃中了。
不知清代史官该如何描述记载这段历史，兴盛的乾隆王朝、康熙王朝自然是要风风光光地载入爱新觉罗的家族史中的，然而对于清末的种种，史官该以哪种笔调将浓浓的墨汁染进珍稀的宫廷御纸？将点点污迹染进洁白的纸张会不会是一种奢侈浪费？唐代的史官面对无言的无字碑沉默了，武皇的功绩功不可没，功之大难以叙述，然而，为了纪念这惨痛屈辱的清末历史，我们是否在焚烧得只剩灰烬的圆明园门口立一块无言的无字碑来警醒世人？末代的史官也会不会无言以对这块无字碑，无从下笔？
屈辱和腐败难以尽述。中华之殇，深而悲。
日本帝国主义在万人的朝拜声和欢呼声中将宣统扶植上帝位，国不国，家不家，偏安一隅的统治者们还在笙歌起舞中纸醉金迷，秦淮河畔的泊船里不再有苏小小、关盼盼宛转悠扬的歌声，但是靡靡之音随处可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想，西安吹起的不是熏得游人醉的暖风，而是漫漫黄沙，黄沙所经之处是前人和今人堆砌的累累白骨，前人的白骨，秦时的明月照过，玉门关的春风吹过；今人的白骨，也在高清电子仪器中难以寻得。历史的车辙向如今驶来，车上坐着手持鞭笞怒目而视末代统治者的孔子、秦皇汉武、成吉思汗。
这是一条文化的苦旅，寻得远且艰难，漫漫旅途，盛世之后是衰亡，寻到深处是悲哀。拿着这本《中国近代史纲要》，我自问，敢不敢再寻那条走向末代王朝的路？
路，自然是要寻的，因为，历史——不容忘记。
